在公眾心目中，以婚外情調查、討債、商業打假和信用調查為主業的調查公司們有一個更為響亮的名稱——“私家偵偵探”。這一稱呼，無疑使人聯想起柯南道爾、愛葛莎。克利斯蒂筆下的那些神奇而正義的形象。

     然而，發展不過 10 餘年的中國私家偵探業，已經開始出現步入泥沼的跡象。一方面未被承認的

     法律地位和時常超越法律界限的調查手段，，使得中國的“福爾摩斯”們始終未能擺脫生存的合法性危機；另一方面，行業准入門檻低，大量的無序競爭和惡意欺騙已已經嚴重削弱了這個行業的信譽和利潤。而這場座談會，正是試圖以行業自律的方式，解決後一問題。

    記者以私家偵探業者的身份出席了這場會議，目睹和傾聽了他們的衝突、爭吵、無奈與困惑。隨後，又展開近一個個月的深入調查，試圖呈現這一時常被媒體和公眾神秘化和娛樂化的行業的真實狀況。

     3 月 31 日，剛剛幫人調查完債務人財產情況的私家偵探寥峰（化名），笑著從他的黑色公事包裏掏出兩張電話清單。憑著這兩張電話清單，他幫委託人找到了“老賴”。

     寥峰三十餘歲，一對小眼睛看起來明澈而精明。他是為了拉住扮作顧客的記者的委託業務，才拿出這樣的事實來說明他的調查實力。

     兩張列印清單一張是債務人今年 1-2 月份的通話記錄，另一張是債務人 1 -2 月份手機在廣州各城區漫遊過的電腦紀錄。“從第一張裏，我可以查到他和什麼人聯繫最緊密；從第二張裏，我可以知道他在什麼時間什麼地方活動最頻繁。這是我們尋找調查線索的起點。”

     寥峰的能耐還遠不止這些，他聲稱，只要得到調查對象的名字，他就能獲得調查對象的電話號碼、身份證號碼、車產、房產、銀行帳戶、銀行帳戶裏錢款的數量，並且省內省外的人他都可以查。在常人的印象中，這些個人資訊記錄大部分是保密的，連司法人員都要通過複雜的合法程式才能查詢。但是，在

    “私家偵探”從業者看來，這是再平常不過的手段。

    “這種超越法律的做法由來已久，一定程度上，正是這樣的行為傷害了政府與公眾對調查業正確全面的理解。”資深的深圳知識產權調查員、行為法學研究者鄭剛如是說。

      電話清單的交易內幕

     據稱目前廣州的調查業內真正有實力打出電話清單的人，只有三個人。

這三個人是廣州幾十個調查公司獲取電話清單的源頭。

這種幫人查取電話清單、銀行帳戶的“業務”其實已經在廣州低 今日焦點：

端調查業內成了公開的秘密。

     在廣州九頭鳥調查事務所的網站上，對這些交易進行了明碼標價。標價單稱：廣州市內手機，打三個  月的清單需要 800 元，受委託後 3 天內可以獲取，市外省內手機則要 1200 元；還可以幫助查到調查物件的詳細位址、機主姓名、身份證號碼，市內與市外省內的價格分別是 700 元和 1000 元；提供車牌號碼，則可以查到車籍內容與車主基本資料，價格 1000 元， 1- 2 天可以完成；

      只要提供調查物件的姓名，可以查到該人的出生年月、身份證號、婚姻狀況、住址。

     而如果提供需調查的公司名稱、編號、個人姓名、身份證號，就可以查到調查物件的“所有帳號及存款”，價格需要“面議”……

      知情人透露，目前廣州的調查業內真正有實力打出電話清單的人，只有三個人。這三個人是廣州幾十個調查公司獲取電話清單的源頭。一般的調查公司在接到生意後，就找這幾個能打出資料清單的人。這三個人在每份清單資料上，至少可以賺取數十元到數百元不等的差價。

      在 3 月 25 日召開的“廣州調查業座談會”上，以私家偵探業者身份參加會議的記者見到了三個人中的一個。這是一位熱情而精力充沛的年輕人：“如果你做的是商務調查，我想你來打這樣的單子是最劃得來的生意。你得到了某個公司老總的手機和固定電話，我們就可以打出他的電話清單，可以分析出他的客戶源，他的行蹤，這些資訊你賣給這家公司的競爭對手，至少就可以賺幾萬元。這幾千元的成本實在不算大。前段時間我們做了一家這樣的公司 的業務，就賺了好幾萬元。”

      對於省外電話清單，他稱也有特殊的管道，不過價格要貴得多：“固定電話的長途電話最好查，五分鐘就搞定。手機三天之內。至於小靈通，一般人根本打不出來，但我可以。手機短信清單非常危險，我們也擔心萬一被發現，所以雖然有客戶要求，但基本沒有打過，一萬元只是我們的標價而已。”

    “你問我為什麼能夠查到這些，這是因為我和有關部門的朋友有比較好的關係。這些生意我已經做得很成熟了，你完全 可以放心。”該年輕人對此不願談得過細。但他也表明，一張資訊清單的錢，他只能賺一兩百元的差價，最大一部分還是送給了“資源方”，“資源方”即是能夠給他們提供這些個人資訊的真正掌控者。

      對於神秘的資源方，這位年輕人也有一些看法：“老實和你說，做這樣的生意也不容易。前幾年我們只要搞定能夠獲取這些資訊的普通職員就行了。

      但現在，有關單位對資訊的管理嚴了一些，我們佈線的成本就高了不少。有時資源方暴露了，我們就得重新佈線。“

     而另有幾位參加會議的私家偵探建議，為了保障資源方的安全，最好行業裏出個規矩，以後電話清單之類的不要直接賣給客戶，只給客戶需要的具體資訊，“電話清單只在行業內流通，這樣不但可以提高利用率與單價，而且可以減少有關調查物件對資源方的投訴，減少資源方暴露的風險。”

遊走在法律的邊緣

    “我們的調查儘管從法律上看存在灰色手段，但當我們的努力確實幫助委託人討回了合法權益時，道德與良心上是有滿足感的。”

在網站上明碼標價的廣州市九頭鳥調查公司，坐落在廣州市建設大馬路一寫字樓內，有裏外兩間辦公室。外間辦公室有一台電腦、數張放著“調查員”牌子的桌子，里間是公司負責人李廣的辦公室。之所以稱為“九頭鳥調查公司”，是因為公司由九位湖北籍調查員組成。李廣也是湖北人，身高一米八，三十餘歲，偏瘦，動作靈活，但看起來面容疲憊。在九頭鳥調查公司的網站上，對李廣的介紹是這樣的：“主任：李廣 ），中國公共關係協會會員，政協委員，曾任公共關係學校校長，警校招辦主任，公安保衛幹部學校校長。” 事實上，在中國的調查業當中，像李廣這樣出身於相關系統的調查員有很多。

     行為法學研究者鄭剛在其專著《中國商務調查報告》中的考證稱， 1992 年國內最早出現了民間偵探機構——上海社會安全諮詢調查事務所，其組成人員端木宏峪等幾人是國內資深的退休刑偵專家。 1993 年後逐漸成為私家偵探明星的孟廣剛原是瀋陽一派出所所長 今日焦點： ，成都的魏武軍是退役的優秀偵探兵。而廣州最早進入調查業的陳德明（後創辦了各安諮詢調查公司），亦在上世紀 70 年代就讀于廣州市公安學校， 1980 年開始在廣州市公安系統工作， 19 85 年進入某國家安全部門工作。 對此，李廣的解釋是，這類調查員比較有調查經驗，而且有豐富的人脈關係，只有這樣背景的人，才能在 1993 年以來私家偵探所被禁止的情況下，仍能在夾縫中求得比較好的生存。

     對於電話清單，李廣有一番“ 007 ”式的理解：“我們認為，我們獲取的這些資訊，許多是委託我們的客戶本來應該知道的，他們通過瞭解這些資訊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我們確認了這一點後才接受他們的委託。而我們的調查物件，往往是幹著違法的事。儘管從法律上看存在灰色手段，但我們的努力確實幫助委託人討回了合法權益，道德與良心上是有滿足感的。”

     他回憶起去年 11 月份，湖南一家長向他求助，稱女兒在廣州打工，此前曾經要五千元錢，此後一個月杳無音訊，懷疑是陷入傳銷窩。他們提供的唯一線索是女兒當初打到家裏的三個手機電話與固定電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打電話清單的行為是正義的。”李廣解釋。根據電話清單顯示的位址，李廣終於發現了可疑地點，最後配合警方端掉了這兩個窩點，發現求助者的女兒果然在其中。“這個女孩 22 歲，他的父親拉著女兒的手就哭了。” 然而，在業內頗有聲望的李廣，在廣州調查業座談會上說：“今年兩會前，國家的《個人資訊保護法》草案已經提交，這個灰色地帶 很可能在一兩年內就消失了，我們得好好想一想，下一步該如何生存與發展。”

      事實上，李廣們擔心的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資訊保護法》的專家建議稿出臺於今年 1 月份，和他們直接相關的一條是：手機號、住址、醫藥檔案（圖片 - 新聞 - 網頁）、職業情況等都屬保護法保護之列。按照這一草案的設想，國家應成立“個人資訊保護辦公室”，對於收集和處理個人資訊的主體、目的、收集手段等等進行審核。而侵害他人資訊，一般會承擔行政責任、民事責任。 的課題組負責人，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周漢華告訴記者：“發生侵害個人資訊的情況，如果構成犯罪，國外有可能會判 2 至 3 年刑。我國怎麼承擔刑事責任，要援引刑法通則的一些具體要求，國外的做法很有可能會成為我們的借鑒。這個草案可能會在近幾年內通過。” 對於目前的買賣個人資訊的行為，周漢華稱，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也是法律明確禁止的，只不過沒有明晰的處罰。 保險公司不敢保的人群

    “我們沒有陽光下的調查，法律沒有給我們一個合適的地位，誰來保護啊。”李廣感歎，這個行業風險太高，國內保險公司甚至拒絕他們參保。 一位叫顧志傑的調查員拿著家用攝像機，走到李廣旁邊，告訴他完成任務了。 顧志傑所說的“任務”是指他拍到了一男子包養二奶的證據。李廣介紹，打電話單只是他們的副業，這類婚姻調查才是主業，約占到總業務的 60% ，這也符合廣州其他小型調查事務所的業務構成比例。 “別以為偷拍很簡單，上次我和小顧差點就丟了命。”李廣說。今年三月份的一個晚上，下著大雨，他和顧志傑一起跟蹤一個包二奶的男子。男子與情婦在歌廳裏唱歌，他們就窩在大雨下的小車內等。淩晨三點的時候，對方終於興盡而出。“他們可能喝了酒很興奮，車開得非常快。我們也加快速度，想貼著他們的車。在經過高架橋一個岔道口時，忽然橫過來另一輛車。

       我一個急刹車，車子差點沖出高架橋。如果車沖出去，我倆就死定了。“李廣心有餘悸。顧志傑聽到這裏，憨厚而陽光地笑起來。他高約一米八十，武漢大學體育系本科畢業，看上去二十六七歲，臉上略有青春痘，不像常人以為的私家偵探，倒像個大男孩。 “我們這些調查人員，都已經練得像駱駝一樣，耐饑耐渴。需要跟蹤的時候，我們又變成了奔馬。”顧志傑說。他最像馬的一次是在今年 1 月份，他在白雲山下發現調查對象正騎著摩托車離開。當時攔不到車，情急之下他拔腿就追，“我足足跑了一公里多，幸虧在修路，我沒有跟丟摩托車。”他回憶，直到看著摩托車駛進白雲 今日焦點：

      不過最令李廣記憶深刻的一次是去年六月。一個東莞女人稱丈夫迷上六合彩，廠裏的資金都被丈夫拿出去賭了，她想查到六合彩的窩點。李廣就裝作買六合彩，到她丈夫經常去買碼的攤點觀察，並跟蹤到了莊家，沒想到他很快便被發現了，情急之下，李廣只好躲進一個賓館，迅速換了衣服，變換了髮型。“那時，他們已經在賓館門口守候了，我就在他們的眼皮底下走了出去。如果當時走不脫，一定死無全屍。”

     李廣的擔心沒有誇大其詞。前年，北京一名叫黃立榮的民間調查員被發現後，被調查對象毆打致死。“黃立榮在跟蹤偷拍時被打死的消息傳出來，我的心格登一下，很難受。我們沒有陽光下的調查，法律沒有給我們一個合適的地位，誰來保護啊。”

      李廣想給自己和員工買意外險，但是，國內各大保險公司均以這個行業風險太高為由，拒絕他們參保。後來，他們找到了一家外資保險公司，“一開始，這家保險公司也不願意。我們就查他們的檔，發現裏面有一條，允許調查業人員投保。我們抓住這一點不放，他們才勉強同意了。”李廣笑得有點辛酸。 誰比誰走得更遠 從一般詐騙案到貪污腐敗案，到特大金融案，私家偵探們事實上常常涉足公權力範圍的刑事案件。 “ 嘀嘀嘀！”和李廣的交談被他的手機聲打斷。李廣一接手機，說上幾句話就無故掉線，如此接連重複幾次。李廣馬上換上其他電話卡，發現可以正常通話，說明手機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這個電話號碼。“是不是 有人在監聽我的手機？”李廣有些驚惶地自言自語。

     李廣稱，這種防範心理是他們的日常生活狀態。為了盡可能地規避調查風險，在 3 月 25 日的那次“廣州調查業座談會”申明了幾條行規：第一，堅決不接涉及刑事調查的案子，只能接民事調查，避免和公檢法系統衝突；第二，堅決不接與司法人員、軍警人員相關的民事調查案子；第三，堅決不在婚姻調查中拍床上鏡頭，因為這會嚴重地侵犯個人隱私，授人以柄。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調查公司 都能守住這個規矩。廣州一調查事務所在記者保證不洩露公司名稱的前提下，講述了他們的一宗刑事案子。 “那是我們接的第一單刑事調查，委找人要求我們調查一個法官的貪污情況。”調查員回憶。去年上半年，廣東某地方法院以極低的價格拍賣了一批被扣押的資產。原資產所有人認為，這批資產的市場價比拍賣價高出幾倍，懷疑負責拍賣的法官與買主之間存在勾結。調查員發現該法官與買主關係密切，經常一起去吃飯和娛樂。於是，他買通兩人經常去的幾家飯店的服務員，然後叫服務員把數碼錄音筆帶入包廂內。“我們經過幾次錄音，很快從他們的談話中找到了具體的貪污線索，然後向有關政府部門作了舉報。” 有的調查公司已經走得更遠。中國偵探網作為最早進行國際化培訓和國內最大的調查業網， 2004 年向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提供線索，並協助調查涉案金額達三億多元的特大金融欺詐而北京神探波洛調查公司的一位李姓調查員則在《北京晚報》上揚言，即使對公安部的通緝犯：“只要有一定的資金保證，我有六成把握抓住他們。”去年 8 月 18 日，他幫北京某知名出版社查清了一樁涉嫌一億多元的圖書詐騙案，協同警方抓獲了詐騙嫌疑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何家弘對這種做法持保留態度：“私家偵探和員警組織是有很大的區別的。具體說來，私家偵探業主要服務于公民的私人利益，即主要對付那些涉及私人權利和財產安全的犯罪活動。他們不必遵從員警所必須遵守的行動規則，他們不必向公眾負責，而只對 自己、職業、雇主和客戶負責。” 而李廣認為，這些私家偵探雖然涉足了刑事案子，但他們沒有直接介入，而是向司法機關舉報破案線索，所以沒有和國家機器的公權力發生衝突。 價格戰下的行業危機 收費上的惡性競爭使得利潤越來越低下，廣州的調查業近年來在以一季度新辦五家倒閉四家的速度更替。

“更為準確地說，我們是調查員。因為私家偵探，在目前的法律中不存在。”李廣向記者強調。 每一個調查員都會這樣強調一

     下他們的稱謂，但事實上在調查業內部，大家仍然喜歡以“私家偵探”相稱，許多公司的名稱就叫 007 片裏的主角“邦德”，或者叫“德邦”。李廣的電子郵箱名還尾碼了“ 007 ”這一編號。

     李廣說他熱愛這個行業，也幹得很賣命。“但利潤越來越少。特別是 20 04 年來，調查公司之間的惡性競爭，幾乎要把這個行業搞垮了。”在廣州低端調查業有一定聲望的李廣，因此召開了這次“廣州調查業座談會”，尋找抑制惡性競爭的辦法。

     會議的核心議題是對外定價。“我們的行業不能再像菜市場一樣亂喊價，這樣會顯得很爛。”李廣在會議一開始時就提出了這個問題。現在最常遇到的問題是，如果一個客戶來委託他們調查，往往會貨比三家。“但現在問題是，有的叫得太高，高得離譜；有的又叫太低，低得只能略微贏利，這樣給客戶的錯覺是，‘呵，原來你們價格這麼亂啊'，結果是對我們的行業失去了信任。”李廣說。另一方面，一旦一家調查公司接到了客戶，馬上會給其他公司打電話，然後出一個更低的報價。“這樣兩頭壓，前年婚姻調查還有一萬以上，去年就跌到五六千元，今年甚至兩三千元就有人接。這連成本都不夠，根本完不成客戶的實際委託，結果進一步損害了行業信譽。”不少調查公司的負責人認同了李廣的看法。廣告競賽也開始拖累一些調查公司。原來平均一個月四五千元左右的廣告，現在在新公司的進逼下，上升到七千元左右。一位與會者提出：“這幾個月是婚姻調查的淡季，對外定價下降，對內成本上升，

       成本足足上升了差不多一倍，不知道又會倒掉幾家公司。”有與會者稱，廣州的調查業其實在以一季度新辦五家倒閉四家的速度更替。

     “准入門檻太低了，看了幾本偵探小說的人也想來做，在其他公司做了幾個月也想出來自辦公司。大家以為是暴利”，“為什麼這麼容易辦公司，因為啟動資金五六千元就夠了”。與會者們感慨說。 一位與會者道出的個例很有趣，這家名氣不小的調查公司其實只有一個人，一共花了五千元錢就辦起來了。

上門的委託人相信這是一家大偵探公司，居然租用了另外一家大公司的辦公室與前臺小姐，然後拉著“這張虎皮”作“大旗”。 “我們需要建立我們的行業標準和行業形象，否則我們會自毀長城。” 李廣說。他們甚至有了申請成立行業協會，以行業自律的方式來自我調控的想法。 但最後，這次會議什麼也沒有談成。一位元與會者悲觀地對著記者感慨：“為什麼同行之間會競相壓價，為什麼大家做事都這麼神神秘秘，為什麼有了社會需要卻沒有社會地位？這個行業剛剛誕生卻好像快走到末路了。我們，生活得多麼自卑啊。” 真正的大鱷潛在水下 中國本土的高端調查業，早已脫離了查二奶、追債的階段。但與低端調查業的喜好炒作相反，他們刻意保持著低調。

    “ 我要和這種說法劃清界線。”坐在玻璃幕牆辦公室內的資深調查員張義（化名）對此非常不屑。他的調查公司坐落在廣州天河區的一幢豪華的寫字樓內。 張義是被記者以激將法激出來的：“如果不是公眾與媒體對調查業的一再誤解，我並不想站出來說什麼。大多數人以為調查業就是查二奶、追債。

      其實，中國本土的高端調查業，早已脫離這個階段了。“但張義在接受採訪的同時，又特別強調不能說出他的名字與公司名稱：”我們這樣做是為了保護自已。“張義承認，高端調查業的這種刻意低調，與低端調查業的喜好炒作，剛好形成反差，也因此成為了媒體與公眾誤解中國調查業的原因之一。張義的公司不接受個人業務，只接受公司與企業的業務。“原 因主要有兩個，個人業務獲利小，而且目前法律障礙也比較多。”

      在這家公司不足 20 平方米的會議室內，掛滿了二十面左右的玻璃框。框內是許多知名外企與該公司簽署的知識產權保護授權或商標保護授權協議書，其中包括惠普、寶馬、豐田、雅馬哈、佳能等。為國際名牌企業打假，是這家公司的主業。 有人曾做過統計，每年僅打假的費用，寶潔中國公司要花掉一千萬美元，聯合利華三千萬人民幣左右，紅塔山在一千萬人民幣左右，保守估計 ，中國目前的打假市場每年產值至少在七八億左右，國內調查業的市場前景非常誘人。 與國內調查公司向高端發展的同時，一些國外大鱷早已潛入中國本土。

       平克頓在 1992 年就安營廣州， 1994 年殺到上海， 1995 年進駐北京。自 1999 年始，寶潔公司將其在中國的打假業務全權交由平克頓獨家代理。

      據《中國商務調查報告》一書不完全統計，除了平克頓公司外，目前已在廣州安營設立代表處的知名英美偵探公司還有兩家：羅思國際（英國）有限公司，主營知識產權保護；克羅爾聯合公司（高樂集團），世界知名偵探公司，主營反欺詐、反竊密、反情報、反商標侵權和企業危機管理、反洗錢等多方面。 行為法學的研究者鄭剛認為，根據中國的入世承諾，入世五年後中國將全面開放服務業，包括私家偵探業在內的安保業。現在，離這個期限只有不到兩年了，這些跨國調查公司正是為此而做準備的。 面對國際調查業大鱷的競爭，一個令鄭剛感到樂觀的消息是，中國本土調查業長期處於灰色地帶的處境將不會太久。

      據悉，去年年中，公安部首次對私人調查業務機構展開摸底和調查，在北京、上海、遼寧等全國 10 個省市同時開展。一些樂觀人士認為，這次大規模調研觸及了兩個核心問題：私人調查機構自身的合法性和取證的合法性，也可能表明國家開始把是否對私人調查業給予“解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一位官員在接受國內媒體採訪時稱：“私人調查機構的大量存在已是公開的秘密，將來可能出現的現象是：打假公司成為一種法律服務部門，就像律師事務所一樣。” 調查員在擁擠的車流中跟蹤目標，手中的探聽設備可以讓他們聽到前方幾十米車裏的談話。 調查業全球現狀 中國 1993 年，公安部發佈了《關於禁止開設“私人偵探所”性質的民間機構的通知》。私家偵探作為一種職業，在我國至今仍未開放。但事實上，據不完全統計，截至 2003 年 10 月，中國已有調查類企業組織或機構（包括調查公司、諮詢公司、資訊公司、經紀公司、獵頭公司、保安公司、危機管理公司等）近 2.3 萬家，專業調查機構、調查業從業人員近 20 萬人。

        國際在美、德等國家，私人偵探、私人保安的從業人員已經超過員警；美國的私人偵探公司在 3000 家以上，從業人員 160 多萬，年營業額已超過 1000 億美元。日本、英國各有 1000 多家。大到國家的方針政策、外交路線、政府更迭，小到平民百姓的民事、經濟糾紛，無不為私人偵探所涉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