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27日晚22：30分的另一次电话采访中，张玉芬真情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她正是靠着给别人寻找“包二奶”的证据为生，如果不这样，她都不敢想带着孩子能生活到今天。“交通费是个伸缩性很强的费用，不靠它我支撑不到现在。”她说南方的私人侦探很吃香，一些公安、税务人员下来都干这行，“仅拍一段有价值的录像，一把就给10万。”据她向记者坦诚，现在西安的侦探业务她很少接手，“钱要多了没人愿意掏，要少了连生活都顾不住，西安这方面的消费水平很低，也就几千块钱，干起来很不值，即便接了案子一般我自己也很少出马，收取一部分佣金，交给别人去做。”她说她时常会接些南方的案子，带几个男侦探去那边办案。

　　侦探私密：据张玉芬自己介绍，1976年她与丈夫在长安区插队时相识相恋，6年后两人喜结良缘，共同渡过了近10余年的平静生活。1995年前后，她忽然发现丈夫时常夜不归宿，起初她以为丈夫工作繁忙，并没有太过在意。然而有一天丈夫对她说：“我在外面有人了，咱俩离婚吧！我听后如五雷轰顶”，这让她始料未及。“我苦口婆心地劝过他，让他回心转意，单他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而且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竟是我曾经接济和帮助过的人，这让我气愤不已。”为了得到丈夫在外“包二奶”的证据，她开始苦苦跟踪丈夫，决心要给这对“狗男女”还以颜色，要以重婚罪让丈夫受到应有的惩罚。

　　经过半年多的日夜跟踪守候，张玉芬将这对“狗男女捉奸在床”。然而是否真有此事，记者在采访中也只能是听张玉芬的一面之词，因为我们无法与其丈夫取得联系。正如她先后十次在法庭上举证丈夫犯有重婚罪，十次遭到法院驳回一样，法院认为她所提供的证据充其量只是证明丈夫有姘居行为，但无法证明为重婚。

　　张玉芬告诉记者，十年来，她丈夫的住所因她的穷追不舍，先后被迫搬了5次，即便如此，每一次搬迁仍逃不脱她这位大侦探的视野。张玉芬一边穷追取证，一边不断地上诉各级法院，控告丈夫犯有重婚罪。 2003年7月13日，就张玉芬所提供的证据，中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院认为：“从张玉芬对录音内容的整理来看，此录音只能证明姘居，不能证明重婚，且该录音未通过合法程序取得”。2004年3月，张玉芬再次找到丈夫和“二奶”的新住址，她拿着丈夫的照片让周围的邻居们辨认，并录下了与邻居们的谈话。8月，张玉芬将这个寻求证据的过程制作成光盘，与起诉书一同递交给省高院立案庭，这是她第十次状告丈夫犯有重婚罪。

　　经过审查，省高院正式予以立案。后经一年的法庭调查，2005年8月，省高院送达了一份《驳回申诉通知书》，理由是她“因提供不出丈夫重婚的证据，原审驳回起诉是正确的。”满怀期望的一年又一次遭遇滑铁卢。讲述十次起诉失败的经历，张玉芬表现出万般的无奈。

　　您的十次状告丈夫犯有重婚罪，十次不被法庭认可，而您又不断向媒体述说他的重婚行为，您不认为，您的丈夫因此遭受到比您更大的精神伤害，因为几乎所有媒体都是众口一词，借您的口在谴责他的“包二奶”行为？

　　张玉芬对记者的这番意想不到的询问表现得有些愠怒：“你的意思是我没事找事？”

　　为了缓解紧张气氛，记者说：我只是担心您丈夫告您诽谤。

　　张玉芬回答说：“他还有脸告我诽谤？你看着，我不告倒他绝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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